“兰陵”“苍山”反复换、“襄阳”“襄樊”来回改，借用旅游景点名、争打“名人故里”牌……地名是记录历史文化的“活化石”，而近年来，一些地方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造成千年古名朝令夕改，历史古城频遭易名。
      近日民政部有关负责人在全国地名文化建设研讨会上表示，要抓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慎重更名，地名要“记得住乡愁”。参会专家指出，重视地名文化就是重视国家与民族历史，“任性改名”改丢的不仅是“乡愁”，更是整个民族的记忆。
地名乱象
      大：有些地名动不动就是广场、商城，但实际上广场不广，商城也就是一个小铺面。
      洋：一些地方热衷于改老地名，起一些洋气点的地名。这些“洋”地名不仅让群众看着一头雾水，也割断了地名文脉，不利于传承民族文化。
      古：一些地名喜欢仿古，好像越古越有文化。
      怪：有些地名则很古怪，比如，土桥和八公里两个合并后叫“土八路”。
      重：重名方面，很多城市都有这种现象，一个城市里“新村路”就有6条。
      借品牌效应开发旅游
　    借中国首个国家森林公园之名，1994年湖南大庸市更名为张家界市。为靠向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笔下永恒宁静之地“香格里拉”，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2002年更名为香格里拉县，2015年又“晋级”香格里拉市。
    
　　  名人、名企、典故也成为被“攀附”的对象。一些地方人士为本地积极动议：拟将贵州仁怀市改为“茅台市”，将河南鹿邑县改为“老子县”，将贵州水城县改为“夜郎市”。还有多地虽未改名，却争打“名人故里”品牌：曹操故里、墨子故里、徐福故里……甚至“西门庆故里”都被列入争抢名录。
      借行政区域规划变更“复名”
　　  在部分辖区调整中，地名不断变更，而一些曾被改名的地区也借机“复名”。1950年起云南思茅地区先后经历了宁洱、普洱、思茅多个名称，2007年又更名为普洱市。而神农后裔封王处、“扼四方之襟要”的古城陕州，也因黄河水利枢纽工程被改称三门峡市。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湖北襄阳镇1950年与樊城镇合并后改名襄樊市，2010年又改回襄阳市，实现文化回归。屈原寓意“圣地”的名邑“兰陵”、关羽大意失掉的古郡“荆州”，也先后经历了“苍山”“荆沙”等往复更改，终得以重拾旧名。
      为讨吉利“祈福辟邪”
　　  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在《更改地名之忧》一文写到，有人以（江苏省）骆马湖谐音“落马”为由，要求改成“上马湖”。
      民政部明确“慎重更名”
　　  地名承载了大量个体记忆与情感，并非哗众取宠的工具。任性一丢后，即使民俗风情能追溯重拾，文化灵魂却难以复原。乡愁何处寻？网友感慨“地名任性一改，我已认不出家乡”。
　　  “要把保护地名文化纳入国家国土安全重大国策。”胡彬彬表示，有关部门应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地方各级宜建立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对地名资源进行普查。”
　　  民政部副部长宫蒲光在全国地名文化建设研讨会表示，地名文化遗产要得到分类、分级、分层保护，坚持“地名要保持相对稳定”原则，慎重更名。
　　  专家指出，要建立地名更改标准，申报核准前邀请专家论证，保证新地名有文化含量。此外需建立中国地名文化国家数据库，提高地名文化保护水平。
      乱改地名亦属行政乱作为
　　  中南大学教授、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在会上表示，“地名文化”包括语词文化和实体文化，记录了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及民族的变迁、融合，是重要的国家历史与民族文化遗产。
　　  徽州、陕州等地名的消失，只是中国多座古城易名的缩影。2014年全国第二次地名普查会议发布数据显示，1986年以来，我国约6万个乡镇名称、40多万个建制村名被弃。
　　  “改名”并不专属城镇村落，一些老街区名也在快速消失。2013年民政部发布资料显示，1980年至2003年北京旧城改造中，胡同地名消失近40%。
　　  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会会长刘保全指出，社会对地名缺乏认知，保护意识淡薄，我国对古老地名随意更改或废止等问题时有发生。
　　  “这是非常可怕的行政乱作为。”胡彬彬指出，有些城市管理者权力大、职位高，打着科学管理的旗号改名。“地名和民族、历史、国家等文化血肉相连，不能随意去改。”
　　  也有专家指出，部分地方政府希望从改名中找到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契机，为己增添一时政绩。
　　  （据新华社电/记者彭卓、黄小希） 魏爽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