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世英（1899～ 1994），江苏省常熟人。中国地图学家，地名学家。1918年毕业于苏州工业专门学校，1936年赴欧美考察制图，1944年任美国陆军制图局顾问，1949年任上海《解放日报》舆图部负责人，1958年任国家测绘局测绘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1959年筹建地名研究室，1980年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1994年7月11日在北京逝世。

曾世英先生是中国现代地图制图和地名学研究的开拓者，开创了地图集设计的新体例。曾世英先生著有《中国地名拼写法研究》等著作，主编了《中国分省新图》、《中华民国地形挂图》、《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等图书，组织制订了《少数民族语地名调查和翻译通则（草案）》以及蒙古语、维吾尔语、藏语地名的音译转写法。曾世英先生主持筹建国家测绘科学研究所地名研究室，这是中国第一个专职地名研究机构，该机构于1992年改称地名研究所。曾先生学识渊博，在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威望。

地名工作中的语言文字问题

国家测绘局测绘研究所研究员曾世英

地名是专有名词，它的发生和发展无疑和人类语言、文字的发生和发展有密切关系。我国的地名历来用汉字书写，现在还要依据《汉语拼音方案》拼音。在汉字方面要审音、释意、规范用字。在拼音方面要符合汉语拼音正词法要求。对这些方面，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已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地名的数量很大，因之语言文字工作中进一步解决地名上的问题，任务是十分繁重的。现在试谈一些看法，其中有的还不成熟，请予指正。

(一)关于汉字方面

汉字在地名中的处理是比较复杂的。有些汉字并不生僻，但有异读。在推广普通话的前提下，一些常见的汉字需否异读，值得研究。例如六字在安徽的六安和江苏的六合这两个县名中，现在规定要读lù，但在日常生活中作为数字普遍读liù的情况下，需否异读或可否改字，把六字改为陆字？又如铅字在江西的铅山，现在规定读yàn，据说是古音，也可以说是方音。在多数人读qiān时，改音好呢还是改字好呢？否则只好为这一地名在字典中保留异读。

地名中有些汉字的读音因地而异。例如有本地名录中，江西的温家圳和圳上两个地名中，还有湖南的一个同名地名圳上中，圳字都拼作zhèn，读者反映应拼chóu 。1920年出版的《国语辞典》，圳字释义为江楚间田畔水边，音chóu，和广东地名中的圳字释义相同，而现在一般读zhèn。这可能是同意异读，但还有异意异读的。例如作为土坝解的圩字，在江苏仪征的十二圩中读wéi，但作为市集解时(墟的简体)读xū，在东南诸省出现频繁。这些同意异读或异意异读的字，在地名中有多少，有待调查。

有些汉字的读音似应追源求委，研究在地名中需否异读。例如崎字，字典中意为耸立时音zhì，对山西的繁峙音shì 。如果繁峙境内有耸立的山峰而又较多，正好符合地理景观，似可不从异读作shì。同样，蔚字意为茂盛时音wéi，如果河北的蔚县由此命名，似也可以不从异读作yù 。这是异读的类型之一。再一种异读其实是误读。例如浙江慈溪县人民政府住地浒山和河南新县的浒湾这两个地名中的浒字都读hǔ。但在江西抚州东南盱江江畔的浒湾这个同名地名中则读xǔ。在苏州浒墅关这个地名中也读xǔ。据说这是因为乾隆皇帝下江南时金口说xǔ，所以不得不照读。但是抚州的浒湾，据三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亦称许湾，则地名中汉字从简早有先例。那么，浒墅关的浒字如果地方上一定要读作xǔ，可否参照同音代替办法，改称许墅关呢？有些地名的当地语音即使和当地汉字的一般读音也有较大出入。例如郑州迤东的祭城源自故国名，其中祭字并不读jì，而要读zhài。这个异读不见于流行的字典或词典，经过调查研究，如果有一定影响，今后这音最好进入字典和词典。又如开封附近有个塔名繁塔。繁字作姓时读pó，不读fán，如果不知它是从姓得名，就会读错。不过有些地名的读音是否都要从古，还需调查当前情况。例如“叶公好龙”的叶字旧读shè。以前如果读作yè，会被人当作笑谈，现在如果读作shè，反会不理解。河南叶县的叶字，旧字典特别指出要读shè，现在没有人会这样读了。

在地名拼音工作中，为了符合当地的习惯，不少汉字较难定音。其中最为麻烦的要算堡字，有三读：字典上作为堡垒解时音bǎo，作为堡子解时音bǔ，作为地名用字但无释意时音pū。不少村镇名称带有堡字，拼音时只好抽样通信询问，不胜其繁，又不完全可靠。如果字典上所谈的堡子相当于常说的铺子，那么，除有堡垒意义时拼bǎo外，其余的场合可否作为铺字的异写，都拼作pū呢。

目前流行的字典或词典中，对有些汉字只称地名用字，仅举几个例子，可谓有音无意。有些地名中成批出现的汉字，在当地不可能只有音，没有意。例如在福建地名中大量出现的墘字，不见于《新华字典》和《辞海》，虽见于《现代汉语词典》，但无释意。再有漈、磜两字也是大量出现的，不见于《新华字典》(参阅本刊1985年第六期拙文)。类此需要释义的字有多少，需要调查。

地名中生僻字的整理，以往限于县级地名，例如盩厔改为周至、邠县改为彬县，受到群众欢迎。对浩如烟海的一般地名尚未提上议事日程。生僻字的多寡因地而异，北方话地区较少，东南方言地区较多。在1980年开始的全国地名普查中，福建、广东两省出现的生僻字，据初步统计不下九百个，全国来说必然还多。这些生僻字有的不见于字典和词典，如何处理不同于县级地名中的生僻字。县级地名中的生僻字出现于个别的地名，改动一字只影响一点，容易贯彻。一般地名中的生僻字出现于许多地名，改动一字会影响一片，甚至一大片，情况复杂。

而且汉字之被视作生僻与否，会随着情况而变化。例如深圳的圳字，现在是几乎无人不识了，但过去认识的人可能不会太多。解放前出版的《王云五大辞典》就未收圳字。《新华字典》说这字多在广东，但福建地名中还出现多次。江西、湖南的地名中也出现这字。再如塬、峁两字一般读者可能认为生僻，但作为黄土区域、塬、梁、峁三个典型地貌的专用术语，地理工作者都很熟悉。因之有些地名用字，以全国来衡量，确是属于生僻之列，但在某一省或几省的范围内或对某些专业的读者来说，却是习以为常。

文字改革工作之一是规范用字，包括简化字形和精简字数。但如何简化和精简，值得深入研究。记得沙、砂两字在讨论同音代替的过程中，由于两字有不同的作用而未合并。那么，在地理学上祭、磜两字虽然同为瀑布，但形态不同，需否从一，也值得研究。至于字形的简化与否，对这两个字来说，似乎不难解决，但总的来说，是否尽量同音代替，还是适当保留一些，也宜研究。尤其是在台湾地名中的用字，不少和福建地名同源，广东地名，海外同胞也可能追忆，轻于改动不无问题。

以上在汉字中存在的问题，限于见闻，仅举少数事例，远非全面，已足说明在地名中既有地方习惯问题，又有行政工作问题。如何审音、释义和规范用字。语言文字工作者是有很多工作可做的。

(二)汉语拼音方面

今天依据《汉语拼音方案》拼写我国地名，主要用于地图和对外刊物和文件。1958年周恩来总理指出，《汉语拼音方案》可以用在对外的文件书报中音译中国的地名。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在对外刊物中用罗马字母拼写我国地名时，沿用了各种外来的拼音设计，主要是威妥玛式，积习难反，一时难于贯彻。另一方面，我国是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论人口汉族是多数，讲地名则少数民族语言分布较广。《汉语拼音方案》是为汉语设计的，怎样用以拼写少数民族语的地名呢？为此国家测绘总局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教学、出版单位的协作下，1965年制订了《少数民族语地名的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

为了使少数民族语地名的转写和译音比较准确，音译转写法是不受汉语普通话音节结构的限制，依据各民族语言文字直接拼写的一种方法。在英语中作transcription，据它拼写的蒙古语、维吾尔语、藏语的地名，不仅拼式简洁，例如乌鲁木齐拼Urümqi(或Urumqi)，不拼Wulumuqi，而且避免同词异译。例如蒙古语地名中意为丰富的常见词，汉字译音有巴彦、巴音、白音、白银、白彦、白云、白颜、宝音、坝偃、八印……等多种译法，如果据以拼音，还有baiyan、baiyin、baiyun、baoyin、bayan、bayin六种拼式，带来混乱。采用音译转写法只有bayan一种拼式。此外，在尊重风俗习惯上也起良好作用，受到兄弟民族读者的欢迎。1971年周总理指示编辑出版汉语拼音的中国地图，1973年又要求尽速出版。地图出版社据此于1974和1977年先后出版了两种汉语拼音的我国地图，其中蒙古语、维吾尔语、藏语的地名采用了音译转写法。

地图出版后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在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上，即国际间地名的单一罗马化工作中起了良好作用。但地图上和文字中的要求不尽相同。地名一般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组成。专名依据《汉语拼音方案》拼写，无论在地图上还是在文字中现在要求已经一致。不过通名部分采取拼音还是用外文意译还存在不同的看法。

（转载 中国地名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