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以外的地名

地名不仅是一个名称所代表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范围，还存在地名本身以外很多方面的内容。现在讲地名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它们的时间意义和概念，因为从空间范围讲一个地名，无论点还是面，是通过地理坐标，用具体界限划定的。但是任何一个空间范围其实都与一定的时间范围相联系，这个时间范围有的长有的短，在这个时间范围里面又与很多地名以外的事物和因素相联系，所以地名除它们的本意之外，还有其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民族的等各方面的意义。

　　早期的地名实际上反映了族群分布，如商朝人，几乎将所有做过都城的地方都称为“亳”，早期迁移到的地方也命名为“亳”。又如，山东好几个地方地名都带“不”（音夫），其实这也是反映某一个族群的流动或者分布的特点。再如“姑”字，江南有好几个地名有这个字，最著名的是苏州，被称为姑苏。对“姑”字以前有几种望文生义的解释，又有理解为没有具体意义，只是越人的发语字。但这类地名的存在反映了某支越人的分布。再如敦煌，从汉朝开始就有人根据汉语解释“敦煌”二字的含义，后来日本学者指出敦煌不是来源于汉语，而是来自土著民族的语文，汉字是采用音译，所以不能按字面解释。不仅敦煌，我国西北地区还有很多地名，当汉朝人记录下来时已经无法考证它们的含义，但都反映了古代西域一些族群的分布，以及族群的影响，但目前在这些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将来或许能通过这些地名来破译民族成分的密码。

　　早期的地名后来成为国名，成为朝代的名称，其实开始往往是指具体的地方，例如秦、汉、魏、晋、宋等。以“汉”为例，来源于汉水，因为有了汉水，才有了汉中等地名。刘邦的封地在汉中，成为汉王，以后他建立的朝代就是汉朝。因为汉朝在中国历史上有重大的影响，基本上奠定统一中国的疆域，所以这个民族主体被称为汉族。这些地名经历具体的事件后发展成国名，因为开国皇帝或者统治者往往会把这些地方作为发祥地，以后成为朝代名称。

　　地名的迁移也反映人口迁移或民族的迁移。比如汉高祖刘邦的祖籍是丰县（今江苏丰县），他父亲长期生活在丰县。刘邦做皇帝以后将父亲接到关中，尊他为太上皇。但太上皇却闷闷不乐，表示住在关中不开心，因为听不到乡音，看不到邻里斗鸡遛狗，吃不到路上卖的饼。于是刘邦下令将丰县居民全部迁至关中，为他们建一座新城，完全模仿复制丰县。据说复制非常成功，移民将从家乡带来的鸡狗放在城里，都能找到原来的窝。这座新城被命名为新丰，就这样，丰县的地名被搬到关中。像这样的例子历史上不止一个，所以我们往往能看到早期地名从北方搬到南方，从中原移到边疆。

　　北京郊区有很多以山西州、县或者小地方命名的地名，是因为明朝初年有大批山西移民，整体迁到北京郊外，所以留下很多山西地名。但是这样一种地名搬家也出现过败笔，笔者认为最大败笔是乾隆皇帝把西域改名为新疆，“新疆”原指在贵州境内一片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后来被设置为几个县，所以当地称之为新疆。乾隆年间，天山南北路平定之后，西域被改称为新疆，以后建省时也用了这个名称。这当然是乾隆皇帝为了宣扬他的赫赫武功。尽管这不会改变新疆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历史事实，但还是授人以柄，增加不必要的麻烦。外国有人攻击我们，说中国到乾隆年间才占有新疆的，因为你们自己都承认新疆是你们新的疆土。其实清朝学者已经发现漏洞，所以他们解释为“故土重新”，但这也可以解释为左宗棠从阿古柏叛乱中收复新疆。这至少是改地名的败笔，如果沿用西域，与2000多年前一致，岂不更好！

　　还有很多地名本身就记录了一段历史，最典型的，是今山西、河南两个县的名称：闻喜和获嘉。闻喜本是西汉河东郡的曲沃县，汉武帝经过时获悉平定南越叛乱的喜讯，即改名闻喜。当汉武帝行经河内郡汲县新中乡时，又传来了发动叛乱的南越丞相吕嘉被俘获的消息，即下令在此新设一县，命名为获嘉。类似地名还有很多，每个地名都记录了一段历史。

　　同样，地名在对外关系上也有表现。最典型的是解放时被称为镇南关的地方，为了表示与越南的友谊而改名睦南关，以后为了突出与越南“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又改为友谊关。

地名在民族关系上也有表现：解放被称为绥远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改称为呼和浩特；比如乌鲁木齐原名是迪化。有的不一定改，却反映了民族关系的历史事实。清朝实行改土归流后，新设了一批府级政区，在命名上都看得出，比如湖北恩施，所辖县原来都是土司，新设府县被看成朝廷施的恩。

　　还有很多纪念性质地名，从最早将黄帝陵所在地称作为黄陵，到近代全国各地很多以“中山”命名，比如中山路、中山大道、中山公园，广东香山县改为中山县，现在叫中山市。国民党政府为了表彰卫立煌，曾在安徽六安县金家寨设立煌县。抗战胜利后台湾光复，各市都有马路改名为中正路，上海的爱多亚路也改名为中正东路。台北有罗斯福路，新中国成立后东北的城市中有斯大林大街。还有颂扬性的名称，并不太明显，实际上大家都明白，比如说中共一大会址的地方，原来是望志路，是用法国人的名字命名的，解放不久改名兴业路。这些地名有些存在时间很短，有些持续至今，这就反映出不同时期政府与民众的意志和情感，也反映出被纪念者的影响程度。

　　有一些地名反映一个阶段或一段时间的观念和价值趋向。比如民国年间冯玉祥主政河南时设博爱县、民权县，台北市有忠孝路、信义路、仁爱路等，各地有不少地名以自由、民主、和平、幸福、解放、复兴、建设等命名。

　　有的地名是地理环境的反映，这类地名在研究历史地理时很有意义。有的是当初概念与今天不同，有的当初是对的，但现在地理环境发生了变化。这也是具有规律的，比如河南与河北划分是以黄河为界，但也可发现，河南省有一些地方跨到黄河北边，所以地名本身归类是一回事，但以后发生了变化，这变化恰恰为研究历史上地理环境变迁提供了根据。

　　还有一些地名体现了近代殖民的历史。帝国主义侵入我国后，一些地名发生了变化，比如东北的一些地名，在俄国入侵之后被换成俄国地名，香港被英国占据后，很多英国地名就被搬到了香港。比如香港的太子道，就是因为1922年英国王储爱德华到访以后，将一条街道改名的。又如上海的戈登路（今江宁路），就是当时为了纪念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英国人戈登。霞飞路是用法国著名将领的名字命名的，解放后为纪念淮海战役改名淮海路。

　　总之，地名如果只是记录它所代表的空间范围，那么它是纯粹的地名。实际上，地名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

更换地名的乱象

　　现在社会上出现一种随意更改地名的现象，中断了历史的延续。一些地名，特别是县名和县治所在，从秦汉时期沿用到现在，2000多年来不仅名字没有改，地点也未曾发生变化。但是，其中的一些地名被莫名其妙地改掉，从此就消失了，与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一些大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地名也消失了。近年，一些地方又盲目恢复古地名，却往往张冠李戴，移花接木。从更改、消失再到恢复的过程，总是会产生许多麻烦。比如，沔阳是从南朝就存在的地名，迁都后设置过郡、县、州、府、镇，但到1986年，沔阳县被撤销，建仙桃市。而仙桃此前只是县治所在镇的名称。荆州市一度改成荆沙市，后来又恢复。襄阳与樊城改称襄樊市，现在又恢复成襄阳了。一些地名本来是历史上非常重要，或者跟一些非常重要的历史有关，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与此同时，任意恢复古名的情况也有很多，也由此产生了很多后遗症。

　　更改地名，对个人和社会而言都有割断历史的危险。后人也不知道你到底指的是哪里，现在很多争夺历史名人故里的现象很可笑。其实有些古地名在今天什么地方是很清楚的，但频繁的区划调整、地名改变给一些人可乘之机，人为制造很多矛盾。本来，大多数行政区划的调整只要改通名就可以了，没必要改专名，但是为了表示是新地名，或者为了扩大影响，故意将专名更换。这不应该，也是很可惜的。随着一些专名的消失，跟它们有关的历史文化也将被湮没。

　　用景点名称取代政区名称是造成地名概念混乱的又一做法。最典型就是把徽州改为黄山。如今，外地人如果说去黄山，本地人就会询问你，是要到黄山山下去，还是去老屯溪。同样的，都江堰、井冈山等变成了政区名，很容易与真正的景点混淆。

　　用景区名取代原来政区名称的一个理由是：改名后能够促进旅游开发，增加地方收入，这种说法完全是欺人之谈。如张家界，要是没有被确定为世界自然遗产，没有大规模的开发和投入，仅凭改一个名，就能增加十几个亿的收入吗？商业因素的冠名做法，也是地名更换的一大原因。

　　总而言之，地名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宝贵遗产，因为任何地名的产生，一般都反映出当时这个地名出现、存在和延续的一些因素，而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坐标。

本文选编于：考古汇

撰文/葛剑雄

（转载 中国行政区划网）